大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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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位于中国直辖市重庆大足区境内，距重庆主城九区167公里，有74处5万余尊宗教石刻造像。它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为著。北山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城北1.5公里的北山。北山摩崖造像长约三百多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其以佛教造像为主，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四大石窟齐名，体现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艺术创造力。[1]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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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肇始

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隶属昌州。公元885年（唐光启元年），昌州由静南县迁治大足。至公元1279年（南宋末年），大足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县。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即在这近400年间完成。
现存大足石刻作品中，最早的为凿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公元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大兴。[2]
公元892年（唐景福元年），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节度使韦君靖，在县城北龙岗山（今北山）营建"粮贮十年，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首先在北山凿造佛像。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仕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直到公元907～965年间（时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为蜀国，史称前蜀、后蜀）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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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
造像发源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晚唐造像

自公元892—1252年的360年间（晚唐景福至南宋淳佑年间），大足先后建成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4处，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其中除北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公元892年晚唐景福元年外，其余均为公元1082—1252年北宋元丰至南宋淳佑的170余年间建成。
公元13世纪末叶南宋晚期，因战乱石刻造像中断。至15世纪末明代永乐年间，摩崖造像方渐复苏，一直延及晚清。公元15世纪初至19世纪末（明、清两代）的500年间共有摩崖造像39处，其中虽不乏佳品，但多为小型造像区，造像数量也不足今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20%。[2]
北宋造像

公元965—1077年的百余年间（北宋乾德至熙宁年间），摩崖造像停滞，至今全县未发现一龛当时的纪年造像。此时寺院内供养石刻圆雕造像兴起。今有遗迹可寻或有文可征者，县东有大钟寺，县西有石壁寺，县北有延恩寺等多处。至本世纪80年代，仅大钟寺一处，就出土佛教圆雕纪年造像百多件。[2]
公元1078～1173年（北宋后期的元丰至南宋初期的绍兴、乾道年间），大足石刻造像掀起第二个高潮。自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大庄园主严逊舍地开凿石篆山释、道、儒"三教"造像区起，县境内摩崖造像此起彼伏，先后开凿出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2处。南山、石门山造像区和北山多宝塔均于此间建成。始凿于公元892年的北山造像区，历时250多年，亦至公元1146年南宋绍兴十六年建成。[2]
公元1174～1252年的70余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大足僧人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他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七十余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中国佛教密宗史上唯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造像达到鼎盛。其间县境其他处造像基本停滞。四方道俗云集赵智凤座下，石刻高手聚集宝顶山竞技献艺。宝顶山成为中国佛教密宗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2]
五山造像

公元13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大足曾两度遭受兵燹。"五山"摩崖造像中，除宝顶山圣寿寺两次焚毁、两度重修外，摩崖造像一直保存完好。[2]
“五山”摩崖造像建成后，除世俗装绚、培修外，直到19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年，当地民众才在造像区旁增刻观音、山神、天公地母等少数几个小龛。现基本上保持了唐、宋时期造像的规模和风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简称"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纪末～13世纪中叶间中国晚唐景福元年至南宋淳佑十二年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兴盛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以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2石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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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分布


大足石刻
以大足区、潼南县、铜梁县、璧山县为范围，大足区是重庆市市辖区，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区，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区，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区区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1] [3]
大足石刻是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中75处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市级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县级有峰山寺等66处。造像1030龛（窟），约5万余尊。内容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余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历史人物、供养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碑文、颂偈、题记10万余字。雕刻类别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4]
宝顶石刻

宝顶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北15公里处，海拔527.83米。宝顶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南宋年间，四周2.5千米内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圣寿寺为中心的大佛湾、小佛湾造像。以大足大佛湾为主体，小佛湾次之，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著名。[5]
宝顶大佛湾处有川东古刹圣寿寺，创建于南宋。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势峻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侧南岩为万岁楼，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飞檐翘角楼阁。[6]
宝顶石刻由号称“第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于公元1174—1252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历时70余年，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宝顶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93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37.14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3.30公顷。[6]
宝顶山石刻
宝顶山石刻(29张)
圣寿寺依山构筑，雄伟壮观。南宋赵智凤创建，后遭元、明兵燹，明、清两度重修。现存山门、天王殿、帝释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建筑面积1631.68平方米。
大佛湾位于圣寿寺左下一个形似“U”字形的山湾。崖面长约500米，高约8—25米。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编为31号。依次刻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佛传故事、释迦涅槃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六耗图、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牧牛图、圆觉洞、柳本尊正觉像等。全部造像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7]
小佛湾位于圣寿寺右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高2.31.东西宽16.50、进深7.90米。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萨像，通编为9号。主要有祖师法身经目塔、七佛龛壁、报恩经变洞、殿堂月轮佛龛及十恶罪报图、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灌顶井龛等。[6]
南山石刻

南山，古名广华山，位于大足区城东南方向五华里处。山顶上原有道观，名玉皇观。南山石刻造像缘起于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属道教造像。明清两代稍有增补。[8]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宣布，南山摩崖石刻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恢复直辖市以后，又被重庆评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处摩崖造像一共有十五龛造像。作品都以道家作品为主是南山石刻的一大特点。[6]
北山石刻

北山摩崖造像始刻于唐末，至南宋结束，和宝顶山石刻同为大足石刻中最大石刻，位于大足区城北2千米的北山上。以大佛湾为中心，遍及其四周的观音坡、营盘坡、佛耳岩、北塔寺共五处。长达500多米。岩高约7米，沿崖造像。从南到北形状若新月，龛窟如蜂房。造像5000余尊。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6]
北山，古名龙岗山，距大足区城龙岗街道北1.5公里，海拔545.5米。北山绿树环绕，山顶有一倾斜白塔，塔下有两座大佛。北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62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21.82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8.15公顷。北山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公元892～1162年（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绍兴）。造像崖面长约300米，高7～10米。龛窟密如蜂房，分为南、北两段，通编为290号（1～100号为南段，101～290号为北段）。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1幅，经幢8座。[6]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51种，以佛教密宗为主，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有三阶教、净土宗等。这些造像题材都是在当时民间极为流行的，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异于中国前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细腻、艺精技绝、精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中页（晚唐、五代、两宋）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公元9世纪末的晚唐造像题材有12种类型，以观音及观音、地藏合龛和阿弥陀佛胁侍观音、地藏居多。造像端庄丰满，气质浑厚，衣纹细密，薄衣贴体，具有盛唐遗风。第5号毗沙门天王龛、第9号千手观音龛、第10号释迦牟尼佛龛、第51号三世佛龛、第52号阿弥陀佛龛等都是其代表作品。尤其是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刻“西方三圣”、“三品九生”、“未生怨”、“十六观”及伎乐天人、楼台亭阁等；人物造像539身，各种器物460余件，保存了多方面的形象史料；在中国石窟同类题材造像中首屈一指。
公元10世纪中叶的五代造像占北山造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这一时期造像最多的地区，造像题材有18种，出现了药师经变、陀罗尼经幢等新内容。其艺术特点是小巧玲珑，体态多变，神情潇洒，纹饰渐趋繁丽，呈现出由唐至宋的过渡风格。如第53号的佛、菩萨像，既有唐代雕刻的丰满古朴，又具宋代造像的修长身躯。第273号的千手观音及其侍者、第281号的东方药师净土变相等，薄衣贴体颇具唐风，仪容秀丽又似宋刻。 　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多达21种，尤以观音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造像具有人物个性鲜明，体态优美，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公元1142—1146年间的第136号转轮经藏窟。该窟造像以恬静的面部刻划反映其内心之宁静，以玲珑的衣冠显其身份的高贵。以线造型，线面并重，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璎珞蔽体，飘带满身，花簇珠串，玲珑剔透，装饰味浓；且多保存完好，宛如新刻，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其它如第125号数珠手观音、第113号和第133号水月观音、第155号孔雀明王窟、第177号泗洲大圣龛、第180号十三观音变相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珍品。这些造像的形象、姿态、性格、神情以至衣褶、饰物等，组合变化丰富，刻工精美，步步移，面面观。
北山摩崖造像中，现存碑碣7通。其中，刻于公元895年的《韦君靖碑》，具有补唐史的重要价值；刻于公元1163—1189年间的《赵懿简公神道碑》，系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京所书，为书法艺术之珍品；二十二章《古文孝经碑》，则被史家们称之为“寰宇间仅此一刻”。此外，还存有题刻、诗词17件，造像记77件。对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断代分期、历史人物等的研究皆具较高价值。
石篆山石刻

石篆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西南25公里处的三驱镇佛惠村，海拔444.6米。据佛惠寺《严逊记碑》记载，造像于公元1082～1096年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开凿而成。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通编为10号。石篆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0.21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0.1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47公顷。[9]
石篆山摩崖造像为典型的释、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在石窟中罕见。其中，第6号为孔子及十哲龛，正壁刻中国大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坐像，两侧壁刻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这在石窟造像中，实属凤毛麟角。第7号为三身佛龛。第8号为老君龛，正中凿中国道教创始人老子坐像，左右各立7尊真人、法师像。据造像记知，以上3龛造像均为大庄园主严逊出资开凿，同为当时著名雕刻匠师文惟简等雕造。[6]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石篆山摩崖造像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4月26日，大足县人民委员会公布，千佛崖摩崖造成像属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石篆山以老君洞为代表作。[6]
石门山石刻

石门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20公里处的石马镇新胜村，海拔374.1米。造像开凿于公元1094～1151年（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刻像崖面全长71.8米，崖高3.4～5米，通编为16号，其中有造像12龛窟。此外，尚存造像记20件，碑碣、题刻8件，培修记8件及文惟一、文居道、蹇忠进等工匠师镌名。石门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1.06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1.3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50公顷。[10]
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区，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如第2号玉皇大帝龛外的千里眼像，眼如铜铃，似能目及千里；顺风耳面貌丑怪，张耳作细听状；二像肌肉丰健，筋脉显露，手法夸张。第7号独脚五通大帝，左脚独立于一风火轮上，广额深目，口阔唇厚，袍带飞扬，有来去如风之势。第10号三皇洞现存造像35身，儒雅清秀，衣纹折叠舒展，手法写实“人味”多于“神味”。第12号东岳大帝宝忏变相龛刻像98身，以东岳大帝、淑明皇后居中，反映出公元10至13世纪（宋代）东岳世家在道教神系中的突出地位。佛教题材主要有药师佛龛、水月观音龛、释迦佛龛、十圣观音窟、孔雀明王经变窟、诃利帝母龛等。其中尤以第6号十圣观音窟最为精美。[6]
石门山石窟，刻于宋代，位于大足区城东石马镇新胜村石门山巅，因其山两巨石夹峙如门故名。其沿岩造像，共13龛窟，或仙或释、或诸鬼神、居于一区，皆玲珑万状，鬼斧神工，精妙绝伦。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
3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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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1999年12月1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满足世界文化遗产下列评定标准而登录：(i)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ii)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iii)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1999年12月1日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Ⅰ）（Ⅱ）（Ⅵ） 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我国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申报的世界遗产只有一项获得批准，那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这也是我国的洞窟石刻类遗产在1987年莫高窟之后的第二次入选。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2]
石窟艺术

大足石刻图片
大足石刻图片(35张)
重庆市的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大足石刻宠爱倍加。[1]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这两处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现存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宁，遍布10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山(包括北塔)、宝顶山、南山、石门、石篆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石刻造像代表。[1]
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属于石窟艺术的范畴。早期的“庙宇殿堂”式结构，完全是摩崖造像，如大佛湾造像全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片，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觉。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雕刻形式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凸浮雕、阴雕五种，但主要以高浮雕为主，辅以其他形式。不仅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而且还配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11]
艺术价值

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魏晋时期，公元4—5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窟艺术隋唐时期，公元6—9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宋时期，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以南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公元11至13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摩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可谓凤毛麟角。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亦极为罕见。就保存状况而言，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之一。
"五山"摩崖造像保存完好。全部龛窟与造像，除历史上对少数雕像肢体残损部分有过补塑外，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的破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日常维修保护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以确凿文献、碑刻题记为依据，采用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五山"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基本上没有改变其环境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山”摩崖造像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规模、原状和风貌。
大足石刻的千手观音是国内唯一真正的千手观音，约1006个。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龛窟密如蜂房，被誉为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长达500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变相与变文并举，图文并茂；布局构图谨严，教义体系完备，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历经七十余年建造的一座大型石窟密宗道场。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其所显示的故事内容和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精雕细琢，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释、道、儒“三教”造像的珍品。
对中国石窟艺术贡献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处处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中叶间（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9～13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对中国佛教密宗史贡献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公元9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到公元12至13世纪中叶间（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宗教信仰的变化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主体的儒家、道教及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总趋势是由"相互对抗"走向"相互融合"。其表现之一，是使原本属于佛教产物的石窟艺术为道教和儒家所借用，且"三教"创始人不分高下的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之中。大足石刻中有释、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者。这些造像表明，公元10至13世纪，"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巩固；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线已日渐淡漠。
另一方面，大足石刻丰富多样的造像题材又有力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源于印度的佛教神祇和道教早期的神仙系统已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神灵融合，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大足石刻所展示出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影响深远。
2007年5月8日，重庆大足石刻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文物修复

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工程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历经近3年的前期勘察研究，结果令人忧心：石质、彩绘、金箔等34种病害侵蚀千手观音，受害面积达200多平方米。
2011年4月，千手观音开始启动全方位修复，思路是：先治本，即在不损坏表面金箔的前提下，加固严重风化的岩体；后治表，包括金箔回贴、彩绘复原、缺失部位补型等程序。国家文物局拨付了4500多万元经费。从那时起，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以及龙门石窟的修复专家，加上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组成了20多人的修复团队。他们将千手观音划分为上、中、下三层，逐一向下修复。[12]
4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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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头遭盗割

1995年6月4日，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内一尊南宋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像头部被人盗割。25天后，警方在成都将主犯王洪君抓获，并找到来不及出售的佛头。王洪君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并于1996年执行。作为共犯的阳文德侥幸逃脱了警方的抓捕，并四处躲藏。2006年6月 ，大足警方接到举报，阳文德在重庆一建材市场出现。8月30日，警方通过布控，一举抓获了在建材市场打工的阳文德。[13]
佛头现身文强家

2004年，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两尊石刻佛头被盗，警方接到报警后立案侦查。只是案子至今未破，佛头自此失去踪迹。2009年8月，专案组人员在文强别墅里“找到”了一尊失踪逾5年的佛头。为鉴定从文强处外收缴来的文物价值，重庆方面已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前来鉴定。[14]
修复工作

因环境干湿交替和酸雨作用，“千手观音”传病情严重，造像表面出现大面积的剥落、空鼓、龟裂等。中国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3月审批通过了中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总体修复方案》，并于当年4月18日开始对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科学系统的一次修复工程。
截止2012年9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已完成顶层242只手、9只手臂及66件法器的修复，修复面积约20平方米，占本体修复总量的1/4。[15]
5旅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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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路线

从重庆过来的话，可以去菜园坝长途汽车站（也可在陈家坪长途汽车站）乘坐重庆开往大足区的高速公路直达大巴（每20分钟一班）一个半小时左右到大足。
从成都过来的朋友可以在荷花池长途汽车站乘直达大足的大巴车。
到达大足后你可以选择步行或叫出租车去北山石刻。区车站有往返宝顶山石刻的中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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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附近景点

大足石马天主教堂
大足石马天主教堂又名真原堂，占地面积8887平方米，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为法式哥特式建筑风格，砖、木、石结构。由法籍罗兰神父于1899年（清光绪25年）主持修建，1904年竣工，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重庆地区最大的百年教堂（璧山露德堂评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16]
合川钓鱼城
位于合川市合阳镇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至今保存完好。主要景观有城门、城墙、皇宫、武道衙门、步军营、水军码头等遗址，有钓鱼台、护国寺、悬佛寺、千佛石窟、皇洞、天泉洞、飞檐洞等名胜古迹，还有元、明、清三代遗留的大量诗赋辞章、浮雕碑刻。1982年，钓鱼城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巫山龙骨坡古猿人遗址
位于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占地约700平方米。发掘于1986年。在这里，发现了古人类门齿和带犬齿的颌骨化石，以及数10件与人类化石同一层次的巨猴、剑齿虎、双角犀等化石。经考证，这些化石属早更新世，距今204万年。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空白，对于人类起源和三河谷发育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白鹤梁水下石铭
位于涪陵区城北长江江心，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上还有黄庭坚、朱熹、庞公孙、朱昂、王士祯等历代骚人墨客众多的诗文题刻。
磁器口古镇
古镇磁器口位于市区近郊，东临嘉陵江，南接沙坪坝，西界童家桥，北靠石井坡，面积1.18平方公里，以明清时盛产及转运瓷器得名。[17]